2/28/08

《国史大纲》引论on为何不能肆意破坏,轻言改革

……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以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即可接受外来之宗教。中国在近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唯科学之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原注: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常在激动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思想之旧传统,既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乃自居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是。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以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为是必君主专制无疑。不知人类政制,故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即非此等分类可包。然则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借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一种疾病之隐喻)
……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忌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

2/26/08

2-25

James Hevia(何伟亚)现在是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系的教授,在历史系兼课。他的第一本学术书《怀柔远人》于95年出版,讲的是马噶尔尼使团一事。我以前只知道乾隆和一帮大臣如何傲慢短视,错过与英国通商的千载良机;马大使如何坚决拒绝下跪磕头,最后妥协为单膝跪礼,受了很多气。四十余年后,英帝国主义就用鸦片和战舰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

何伟亚不这么想。他指出,以上这些经典叙事背后,暗藏了西方帝国主义为自己侵略行为的开脱;好像把中国形容得越落后僵化,后面的战争和割地就越容易理解。相反,何老师从清朝皇室的立场出发,详尽叙述清帝国与各藩属国实行朝贡外交的种种礼仪惯例,且指出在整个马噶尔尼使团来华过程中,乾隆皇帝及其手下官员实际上表现相当灵活客气,————即所谓“怀柔远人”————对英国人加意笼络。倒是那个出身显贵自视清高的马噶尔尼爵士,一味夸耀英帝国的强大富庶,不懂中华礼节,造成双方最后互不谅解。弦外之音:中国人大可不必在这件事上自责后悔,所谓“落后、迟滞、封闭的古老帝国“的说法,其实都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故意构造出来的。。

何老师是风头正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怀疑一切对已有史料的权威解释,再三强调史料本身也是带有偏见的文本,只相信自己的解读。但我对这一派的学术专著,始终有阅读障碍。我总觉得这样的观点虽然逻辑上成立,且勇敢地挑战了我们既定世界观里面固执的偏见,但并无助于我重新认识十九世纪历史。不管清帝国当时经济多么发达,政治礼仪多么完备灵活,都改变不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列强环伺之下日薄西山的晚景。何老师反复玩味两大帝国之间失败的第一次外交背后的文化根源,最后说乾隆其实并未做错;这在我听来,总像是纠缠于细部,并算不上什么耳目一新的见解。

何伟亚2003年出版第二本专著《英语课》(《The English Lesson》)继续了抨击帝国主义的学术路线。开头就放上一张触目惊心的照片:1900年北京城菜市口处决义和团民的现场,几个死囚跪在地上,郐子手上身赤裸手持大刀,后面挤满围观群众。何老师请读者注意画面左边几个监督行刑的英国大兵,及画面右边一堵破墙上的“英文讲习班”告示。解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虽不如在印度那样彻底,却也是半殖民性的,且是教学性(pedagogical)的,意在把自己的文明用暴力和温和的两种手段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学者们一味歌颂那些温情脉脉的英文课、教会、医院、学校,却忽视了这些看似良善行为背后的险恶用心。何老师的观点真是太伸张正义了,但这本书同样难读,有心领情都很费劲。

我肤浅地觉得,后现代主义写历史的写法就是要挑战那些让你读着特舒服的说法,就是要跟你较劲。就是要你在这较劲的过程中,体悟到自己的思想简直是糟糕透了,怎么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思想全被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近年来比较流行的orientalism)给主宰了。结果就是逆着直觉来想:乾隆其实没做错,教会医院其实很邪恶(老百姓听说要开刀都受了多大的惊吓!),以前西方人写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总把东方写得落后(“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你放心,东方一点也不落后。倒是很舒心。反正我们现在日子也好过了,不要总怪罪老祖宗了,帝国主义都知道错了,把那些拼死拼活也要救国救民的傻念头忘了吧。你只要换一种方法解读历史就行了。

我还是不能领何伟亚老师的情。再怎样解读,得到的不过是虚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实在的民族虚无感亦同样有害,等想明白一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