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08

《国史大纲》引论on为何不能肆意破坏,轻言改革

……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以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即可接受外来之宗教。中国在近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唯科学之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原注: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常在激动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思想之旧传统,既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乃自居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是。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以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为是必君主专制无疑。不知人类政制,故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即非此等分类可包。然则中国以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借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一种疾病之隐喻)
……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忌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