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8

明清史料杂览_1

在开学之前,陆陆续续开始读一些一手的史料。于是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翻看了清史稿、明史、东华录、清稗类抄之类的原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并由此出发看了一些明清史著述,主要是谢国桢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代流人开发东北史》、《顾亭林学谱》。总的说来,似乎窥到了一些古代史研究的门径,并打消了不少生疏感。原来古文的史料再难懂,也总有办法慢慢地解读它,且读自己先人的著述,有一种庄重而亲切的感觉;原来古代史做出真趣味了,如谢先生这般,你把自己的生命去和当时的一群人那样融合起来,体察他们的起落沉浮,能够问出这么多有趣的问题,并且真的能从史料笔记里找到靠谱的答案。

另外,感到所谓古代中国,离我们并不是那样远。东林党与复社的努力,是汉族知识分子自发结党社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先例,他们曾犯过的错误,如鱼龙混杂、水至清则无鱼的偏执、文人相轻等弊病,如今仍时时有人在重蹈覆辙。但追索晚明政治颓唐的根由,似乎并不在于党争本身,而在于导致这党争的残酷与惨烈的君主对人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果一派只要掌握皇帝的支持(无论这皇帝是老而糊涂的万历还是年轻而多疑的崇祯)就可以将反对派置于死地,那么势必导致要么朝野噤声要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永无宁日的局面。对比美国建国初年,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党争,其用辞狠刻,未必在国人之下,只不过在华盛顿已然晏驾的共和体制下,没有一方能够将另一方赶尽杀绝,反而形成了相持不下,此消彼长的健康局面。话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在想,其实今日明日的中国要向何处去、知识阶层今后应如何自处这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可以向过去借鉴的教训。就连八十年代知青的伤痕文学,都可以看到清代徙居东北的流民笔下曾流露过的sentiment。一过性的偶然事件,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容易释怀;把一些看似独立或偶然的事件联系起来之后,则可能呈现出惊人的重复性。

明亡了,有人笙歌依旧,有人落发出家,有人奔走营谋。其貌不扬的中年文人顾绛,在料理完绝食而死的继母后事之后,改名顾炎武,离开了生养他的江南,从此流连大河以北,屯田放牧,终老于陕西,据说还与人一起发掘了闯王宝藏开办了后来赫赫威名的山西票号。今天闲谈中说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是他的著名quote。那么同时讨论到的精英主义倾向的问题,放在顾氏的context下面来看,听起来反而像已经被边缘化了的文化精英反清复明壮志难酬的慨叹。顾炎武不是冒襄一干翩翩公子那么精英主义的人物,他的生命更加务实而强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我们不自己困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二分法里面的话,顾氏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本身即有相当的意义。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本更加强悍的小册子,几百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忽然想到原来很轻蔑的学者动不动就景仰所谓夏商周“三代”的遗风,说是食古不化,其实未必不可以看作是郡县制中国积重难返之后,对封建制的一种不无道理的怀旧吧。今日西方学者看重feudal和imperial的分野,于此颇有会心。比如黄氏所说,郡县制让君主家天下,扩大了君臣尊卑之别;所谓的士,也从可以周游列国的自由人,变成了三跪九叩,可以为一姓的天下文死谏武死战的愚臣,都一点没错。他又特别提到明朝经济的问题在于用金银流通,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且不利于税收,国家最后困于军队无处筹饷。这个观点,又与Gundre-Frank以及Pomerantz的白银流通理论相合。当美洲出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换回各种商品的时候,白银是中国唯一需要进口的商品。如果明清仍沿用铜钱或纸币的话,又会如何?今人古人,新瓶旧酒,真的是这样啊。

2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是人生的二分法,而只是“主义”的二分法。如果要把顾炎武的人生态度拉进来比较的话,那其实是胡适所说的“问题与主义”这另一层次的二分法了。。。

eyesopen@bdwm said...

恩,我的意思其实是想说顾氏的人生态度及他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把眼光放得实际一些,不局限于a主义还是b主义这样的伪困境。由此看来,我大概还是问题oriente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