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09

史學史筆記之蘭克:向檔案庫進軍


格林童話裡的王子們,大概都會同意如下樸素的世界觀:
"有好多公主,可能很漂亮,都被魔法詛咒了,需要被解救。" 
(So many princesses, possibly beautiful, all under a curse and needing to be saved.)

1828年,剛剛在柏林大學獲得教職的年輕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在旅途顛簸中給友人的信裡寫下這句話。出生於魏瑪附近的小鎮Wiehe,成長為虔誠的路德教信徒,蘭克從萊比錫大學畢業之後不久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條頓民族的歷史,1494-1514》,並以此一舉成名。他批評當時相互轉抄、不求甚解的風氣,認為只有出自當事人手筆的第一手材料--回憶錄、信件、日記等等--才是最可靠的,以此寫成的歷史,才有可能接近於真實的過去。而後拿破崙時代的歐洲剛好為這樣一種寫作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柏林、奧地利、威尼斯的大批政府外交檔案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逐漸向學者開放,大批久未見天日的政府祕密文件、私人手稿以及其它從未打算公之於眾的檔案,在蘭克最年富力強的年紀向他敞開了大門。

一場檔案熱席捲了歐洲古老的學院;學者們紛紛離開圖書館,跳上馬車,爭相開掘未知的檔案寶藏。顛簸在漫長的旅途中,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檔案庫逐漸變成了幽閉深閨、等待被解救的公主,而一個個遠道而來的書生,儼然不亞於提寶劍斬惡龍的英雄王子。這樣具有強烈性別色彩的描述經常極其露骨,比如蘭克在另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某檔案庫)絕對是個處女。我迫不及待要去接近她⋯⋯不管她漂亮不漂亮。”越是難得到的珍本孤本,越引得人們為之朝思暮想、形銷骨立。有人形容埋頭在灰塵滿架的檔案庫裡工作的歷史學家說:“這些人從腰以下都已經死了!”

將近二百年過去,今天的女性主義史家已經可以拿這些文字來拷問其中潛藏的性別偏見和冷靜客觀的外殻下近於宗教狂熱的檔案崇拜症(archival fetishism)。無論如何,年復一年,蘭克奔波往返於一座又一座檔案庫之間,積攢下無數原始資料,出版一部一部著作,逐漸奠定了自己在德國史學界的權威地位。他的歷史世界以十六世紀歐洲大陸的政治風雲為中心,記述法國、西班牙的陸續興起,意大利的衰落以及奧斯曼帝國如何介入歐洲政治外交格局。儘管身為新教徒而不能進入梵蒂岡的祕密檔案庫,蘭克仍從其它渠道獲取資料寫成一部羅馬教皇史,並著意指出,新教徒寫教皇史有獨特的優勢在,即無所顧忌、無需隱瞞、更加忠實於史料本身。歷史學家所要做的無非是“按照真實發生過的樣子記錄過去”(as it really happened)罷了。

1884年,當時已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美國史學界元老喬治⠂班考洛夫特(George Bancroft)親自致信蘭克,希望他能夠同意成為剛剛成立的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第一位榮譽會員。然而在謙恭得體的言辭之下,班考洛夫特卻也面臨不小的麻煩。一批年輕學者新近從歐洲各大學的史學研究seminar錘鍊歸來,開始對班考洛夫特的舊作指手畫腳,說他的敘述過於文學化、道德說教色彩過於強烈、言下之意就是不夠客觀科學,逼得班考洛夫特不得不在舊作再版時“大刀闊斧地刪減形容詞”。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以及歐洲以外相當多的地域,蘭克已成為史學科學化進程的化身。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者,在試圖把本國的史學重新梳理以便和國際同行溝通的過程中,都無法繞開蘭克的存在。因此,每個近代國家的史學史敘述中,對蘭克的借重和誤用都俯拾皆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恐怕也是如此。

與此同時,一個歷史學者的成長歷程,也逐漸形成了與蘭克本人經歷大相徑庭的專業模式:作為初學者,首先參加史學方法論seminar,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習閱讀原始資料並與同學就某一學者的著作進行論辯;之後開始漫長的找尋及圈定可供研究的原始檔案庫並累積資料,最後產出的著作應備有詳細的腳註及文獻目錄,可供同行按圖索驥確認材料證據的出處。十九世紀的西方史學,就這樣慢慢從上流社會小圈子裡的博學雅趣,蛻變成為更強調勤奮、行動力、集體合作的專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在世紀末的人們心目中,seminar room應該成為歷史學的實驗室,而在檔案庫裡工作的歷史學者,也不亞於解讀地層和化石奧妙的自然科學家。如果蘭克是對的,如果各國學者能夠通力合作、每一部著作都忠實而精確地描述一段歷史,那麼人類終將擁有一座基底堅牢的廣廈,將真實的過去一勞永逸地安放在裡面。

1871年,蘭克從柏林大學退休,校方於次年向蘭克門下弟子雅可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發出邀請,希望他接下蘭克的教席,然而布克哈特竟然不願意離開他在瑞士巴塞爾大學的位置而拒絕了這個眾人矚目的機會。布克哈特無疑是蘭克門下的異數:蘭克強調對原始文字檔案的解讀,而布克哈特對藝術史情有獨鍾,甚至選擇“烹飪的歷史”這樣的題目來作,幾乎等於公開和老師唱對台。蘭克一生最推重修昔底德及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代表的精確紀年、注重一手材料的路數,而布克哈特則被後人尊為上承希羅多德,從口述記錄和古代遺跡中還原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然而蘭克晚年,也確曾懷著極大的熱情動筆編著一部世界文明史,從希羅多德的時代寫起,讚頌古人的偉績;1886年在柏林去世時,手稿只寫到十二世紀。把蘭克和布克哈特的區別解釋為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或政治史和文化史之間的對立,無論如何都是過於草率了。

蘭克的宗教情結是另一個著名的話題,但我總不願簡單地說,因為蘭克是虔誠的路德教徒,他的科學史觀實際上應該解讀為“真相只有上帝才知道,因此惟有摒除偏見、仔細觀察,才可能在過去的歷史中發現神的意旨”,因此所謂的史學科學化進程從開始就立錯了大旗。這就像大驚小怪於牛頓畢生的宗教熱情,就能證明十八世紀科學革命其實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上一樣,都沒有說出甚麼新東西。如果有相關的好書推薦,請不吝教我。

最後回到開頭王子公主的話題,一個好玩的對照文本(無關學術):

身為一個美人魚 要很努力
因為經過的王子們 會嚴格要求妳的美麗
王子說:"唱支歌" 美人魚說:"等一等"
王子覺得納悶  英俊的臉堆滿疑問
王子說:"快唱支歌"  美人魚說:"再等一等"
今天風平浪靜  經過的王子有數十個
--陳珊妮《聽美人魚唱歌》

4 comments:

trecento said...

多谢你的共享,我记下的有,
1. 兰克与浪漫小说的关系;从Walter Scott那里学到细节写作;认识到学历史会比写小说更有趣,所以立志学历史。=)
2. 兴趣由historiography转向文献本身,1820s末开始在一手文献中作茧。勤奋旅行,寻找书籍和材料,雇用抄写员,整理故识;但他偏爱政治望族和官面的档案,其实不完全符合他客观求证的历史观。
3.bon goût. “档案”的吸引力可能不是事实性真理性的,相反可以是标尚趣味的,浪漫想象的,天才性的,它可以把历史学家变成man of taste,变成细节之中的魔法和灵感的工作者。事实和科学的研究手段,不全然。
4. 兰克不是阐发“如其所是的历史”的第一人,在史学方法上早就有erudition与eloquence/philosophy的分别,前者侧重事件性,后者阐释性(Momigliano作出的经典区分)。Bentley和诗人们的争吵。到吉本的年代,启蒙哲学家强烈反学究,反知识堆砌和伪古典主义,反tyrrany of letters。吉本身上体现了范式的转折,他如何捍卫erudition,调和两者(Pocock论证极好)。
5. 教会史的写作对提高“历史学的艺术”作出了贡献,一面大量征引材料、论真辩伪,一面维护核心神学思想和基督教历史观。论战双方撰述和论证的技巧成熟,“技术性”地综合运用材料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技术性”和启蒙之后的实证主义“科学”历史观是相联的。这个遗产不容等闲视之。Ecclesiastical history, the genre's ends determined its form: a mixture of technical argument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17c bella diplomatica

eyesopen@bdwm said...

有意思,erudition与eloquence,现在人们说narrative vs. analysis。想读吉本⋯⋯

trecento said...

e-ruditio词源里有rudis(粗糙),意思是去掉粗陋,也就是教育、学习。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eruditio仍然主要是teaching, learning, instruction。进入俗语后意思有所不同,18世纪的英语语境,一直到今天,主要意思成了“博学”,尤其专门知识的博学,well-researched academic learning。
所以,和narrative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范式:)

eyesopen@bdwm said...

我的意思是,这种范式的转换本身也挺有趣的,因为现在人们谈到事件性和阐释性会用narrative和analysis这样的词,完全脱离了个人修养的语境,变得纯然技术性了。。
下星期啥时有空,一起自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