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3/09

Dawn to dusk

上周末企鹅来访,生科02聚会之后,拉上苏晓磊一起去了波士顿东北方向海角上的小镇Rockport。仍然是坐小火车。天气实在是好,在小镇明媚的海边散步,买回家甜到要死的土产花生糖。至此以波士顿为中心的郊区火车线路里,行迹所及的已经过半。


今天秋分。我现在坐在音乐系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十二小时的白昼如何接续上十二小时的夜晚。阳光斜斜地从朝西的窗口照进来,旁边自习的女孩儿穿着水红色裙子,鬓边戴一朵淡黄色的花,面孔圆润柔和,像直接从雷诺阿画里走下来似的。

费正清原著,重燃起对近代史的兴趣,因为写得实在是好。开始反思历史写作是否必然遵循一定的套路和取径,以及自己究竟想要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宇宙的产物。而我守在这个角落里,才只不过开始慢慢蓄积一点光热。

张爱玲回忆起香港围城,说: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这一个星期都纠缠在鸦片战争的一二十年里,今天上完课终于放空,什么都不想,只静静消受这跳出历史叙事之外的一刻。

Dawn to dusk.

9/16/09

短报

开学两周,总算心定下来。选课比去年要轻,这一年都要围着明年春天的博士生资格考打转,每天安静读书的日子在面前铺展开,不用点数,心里是满足和期望着的。在新家开始舒适和洽的集体生活,饮食起居都有规律,简直天造地设。托Vic夫妇的好意,今天又搬回家一架二手电钢琴;去年此时在筹划把旧琴Loomis送给蔚蔚。正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去搬琴的路上,第一次开车穿行在波士顿的街道,对这个城市又多了些亲密感。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令人着迷的黄昏,不管在绚烂夕烧下目中所见的是河、湖、海、邻居家屋顶、还是壮丽楼群脚下树荫合抱的通衢。长长的道路一直铺展到远方视线尽处,那是只属于某个北方大城的景象。离开它那么久以后,一见之下,记忆汹涌重来。

家里还没有网络。短记遥报平安。

9/8/09

三万六千尺高空(二)

3
这次在山西,去了晋祠,极喜欢。在日本看了太多素朴无华的神社,甫一见晋祠门口华丽的戏台,真是欢喜极了。雕梁画栋,每一笔色彩都虎虎有生气,每一幅人物或花鸟都灵动鲜活。中国人真是在所有能画的地方都画满了充满好意的图案。

登峰造极的自然是圣母殿的蟠龙柱,那尖利凶煞的爪牙,明显与故宫胖乎乎的蟠龙华表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唯有如此威猛的护法,才能衬托出供养神明的庄严宝相。最有名的殿内造像从门口无法看清,而山门上业已剥落发白的壁画,却看得心驰神往。同样晋祠关帝庙的大殿上,亦画满了关公生平事迹的壁画,落笔极其生动简洁。最爱出没于各场景中的赤兔马。将近千年前的画匠,用什么染料调出如此鲜艳的红色,至今不退?

晋祠内外有很多边角历史可读,比如宋代铜人肚子上的铭文,记载了出资铸造者的情况;铁狮子座背后亦有捐资者名单,包括僧道名号若干。圣母殿侧的碑文,记载了若干晋祠附近的纠纷掌故,比如官民争夺灌溉用水事件,以及哄抢官养鱼藕事件,人物经过都交待明白,可以写一个相当完整的小故事。还在大殿墙上看到剥落的纸糊公文,“训曰:今日是元旦”,大抵是县太爷教谕民众须友爱兄弟孝敬父母。还有一些告示上面写的似乎是药方模样的文字。想像明清时期晋祠大殿周围站满围观群众,听识字的人宣讲告示的样子!

圣母殿旁边的大柏树据说是周朝栽种的,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而晋祠香火不断,园林修洁。如此漫长可畏的时间;如此绵延可亲的人世关怀。

后来老杨还带我们去了山西农业大学的校园,前身是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校。鲜为人知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孟家花园,原是清末太谷富户孟家的大宅。山西教案期间,孟家曾支持处决传教士的拳民,庚子之后当然倒楣,人亡与否不确定,家是整个破败了,而孔祥熙的孔家借此发迹,连现在太谷县城里孔祥熙故居也曾是孟家的宅第。如今人尽皆知孔祥熙,却不了解这一段渊源。

生逢乱世,选择每每事关生死,而可供选择的路,又每每似是而非。这几天在家钞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可知对宋人而言,五代十国的乱世已远,不过百年的时间,故老已所在无多。庚子至今又何止百年,更不用说百年之内发生的种种变乱,二十余年歌舞升平的世道,似乎已经足够让人遗忘孟家花园这样的所在了;就连庚子事变的前后始末,都不能秉笔直书,或遮遮掩掩不足为外人道。这样下去,不知如何收场才好。

4

在飞机上继续看《极权主义的起源》,读到阿伦特对十九世纪末德雷弗斯事件的评述,着力强调暴民(the mob)与人民(the people)的区别,说暴民是由各阶级中被排斥的边缘分子构成的,因为在代议政治中无法发声,才诉诸群体性的暴力来解决其对主流社会的憎恨。由于暴民亦从社会各阶级中吸收成员,才显得似乎声势浩大,但如果错把暴民和人民划等号,则会变得越来越cynical,对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理想失去信任。

必会有人不同意阿伦特的观点。事实上,对于暴民与人民的关系,确实不是可以判然两分的,在不同的政治传统下,更需要谨慎下结论。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中国人民实在够苦命,自古以来不是被当作愚民,就是被骂作暴民;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史上无数暴民的所作所为,都归结到国民性上去。这样的一种自外于国民大众的心态,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的。

阿伦特更指出,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也让法国政治变得越来越功利。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当议会政治被各阶级的代言集团控制之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就逐渐失去影响。在德雷弗斯事件中,工人阶级对犹太人受到的歧视与迫害就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即使雅各宾党人精神的继承者克莱孟梭大声疾呼“法律判决的不公正,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就相当于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也只能唤起少数人的同情和协力。可见麻木的看客是处皆有,而且往往政治观念越“进步”的人,冷酷起来才越离谱。这也许可以部分地印证,为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模式,实际上会削弱普世适用的法律和道德准则给人带来的安全感。

即使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确可改换暴民的面相,从长远看来,仍然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大多数。民众何辜,为有权者担此恶名。

飞机降落在波士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马上就要见到那些亲爱的人。重新开始过,第四个异国他乡的秋天。

9/1/09

三万六千尺高空(一)

1
从昏睡中醒来的时候,本能地瞥一眼航程屏幕,确认自己正身处三万六千英尺高空。三个月前从此地离开的那个小孩,和赶在开学前一天回来的这一个,中间隔了有多远,简直难以胜算。

那是整整一个漫长的亚洲夏天啊。

在北京住的最后十天里,天气突然变清朗,居然有初秋气象。从家里向北望去,可以看见一层层黛色远山;天通苑附近一整片高楼,从前都淹没在热腾腾雾气里,这几天能极清楚地望见。黄昏来临的时间提前了,或者说,终于能够注意到一天里的黄昏。之前溽热的日子里,总是在一片混沌中不知怎么就收起了天光,只盼夜里能得几分清凉空气。夏末秋初的黄昏则是悠长的。从美术馆上一辆103路无轨,经沙滩、北海、景山、故宫,一直到西四下车,再往南到缸瓦市,就离格格上班的地方不远了。每个四合院门口,都有槐树拖下斜斜的影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槐花都不见了。晚饭后可以散一个很长的步,然后坐公交车出城回家。好像只有在下车的一刹那,天才能算完全黑了。风凉得那么舒服,回家把窗户都打开,还隐约能听见楼下院子里蟋蟀鸣叫的声音。

季节变化的感觉那么明显。八月初和妈妈去过一次颐和园,临走前和老杨晓瑾又去一次划船,天气就大不一样。荷花开得愈发艳了,水面上太阳虽然明晃晃,风却非常清凉。我们踩着脚踏船,从十七孔桥最小的一个孔钻过去,然后松了舵,任风把小船轻轻推着打转。送他们回畅春园,自己继续往中关村走,眼巴巴望着夕光中北大院墙里的宿舍楼顶,好像我只是去左岸公社买点东西,随后就会回到西南门找某人去面食部吃刀削面一样。

然后沉痛地想到,现在要找某人共进晚餐,可得坐好久飞机才行呢。

2

距离零二年的初秋,竟然已经七年过眼。那天冠菁拎着行李走进35楼418宿舍的时候,看见有人已经先到,正爬在上铺的床上挂蚊帐,满头大汗地打招呼。然后她就把行李放到下铺,听见上面悲叹道:
“蚊帐挂反了!”
⋯⋯
后来她们每每拿这件事开我玩笑。

这次淹留北京,错过了飞飞在麦迪逊的婚礼。八月初,清华同学向飞飞闪电求婚了,然后就得手了。我想我不是对这位清华同学本人有意见,而是泛泛地对成功娶到飞飞的人士怀有完全无害的远距离妒意。我们宿舍最小的姊妹,已经成为一个幸福的小妻子,将来会生一个漂亮的宝贝,经营一个温暖的小家。然后我们这些凶恶但善良的阿姨们,一定会时常登门造访,和宝贝争抢妈妈做的蛋糕,给他讲大灰狼的故事,阿姨讲得乐不可支,小朋友听得十分迷惑。还要告诉小朋友说,当年阿姨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能来参加你爸妈的婚礼!

其实听说飞飞要嫁人,是紧接着到山西参加老杨晓瑾婚礼之后的事。大学两个不同意义上最要好的女伴相继出阁,到底意味如何,现在还想不清楚。无论如何对于仪式的看法改变了很多。和另一个人一起完成这许多琐事,领受更明确的角色,义无返顾地和亲族社会发生关系,把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慷慨地打碎交融在一起。这些以往令我望而生畏的事情,看她们如此镇定地一件件做到了,不禁反思起自己的固执和孩子气。有多少是真实的疑问,有多少只是盲目拒绝长大,也仍然很难分剖开来。

人生在世,要有情,也要有义。并非只有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反之亦然。
江水江花岂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