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10

「中華帝国晩期における文化の変容」について

关于昨天讨论的那本书标题里的"cultural transformation",还有一些问题想记下来。

读完全书之后,对“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转型”具体所指为何,仍然没有清晰的印象。作者在第一和第二部分里,着重讨论了吴敬梓与清初颜李学派的关系,考证出当时在南京确实存在一个讲求礼乐兵农,批评八股科举之学的士人群体,但缺少进一步的论述把这个小圈子的思想取向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关系勾连起来,以致于“文化转型”这样的大词显得有点空。

其实日文里「変容」这个词,似乎是transformation更好的翻译。早年间关于“文化变容”的讨论,很重要的一块来源于文化人类学。至迟在Margaret Mead 1956年出版的New Lives for Ol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s, 1928-1953 已经作为中心议题出现。其不言自明的假设大概就在于:文化,尤其是primitive society的那种,假如不遭遇非同寻常的外力,是不会出现剧烈变化的。因此后来凡是标题里出现"cultural transformation"字样的著作,都或多或少跟现代性、异文化冲击与融合、技术革命这样的断裂性命题有关。

要作这样的论断很容易,用合适的证据将它充实却不简单。一提到中华帝国晚期,很容易就把从十六世纪以降的社会变迁拿来做任何文化现象的注解;商品化、税制改革、越洋贸易、朴学兴起,都属于此类具体内涵其实相当空洞的大词。究竟晚明和盛清之间,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发生了哪些变化?与此相关的制度变迁又如何在不同的地方语境下展开?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

我想作者的用意应该是将《外史》的文本及其诞生的时代思潮更切实地放在一起解读,但在后者的全景图像还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似乎还是宁可把视野收窄一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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