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11

江淮間

週一傍晚,乘火車從南京渡江,一路西行,經全椒抵合肥。全椒丘陵起伏,丰姿秀美,想著這裡便是吳敬梓執意要離開的故鄉;但他畢竟也未曾走遠,只到了江對岸的金陵住下。 前日溫州事故的陰影在心裡揮之不去,只望著窗外風景發獃。車到合肥之前,西方天空有雷雨,被夕陽一照,雲層呈現如老照片的淺紅褐色,在它籠罩下的原野也漸漸暗了下來。到達合肥時已經雨住雲收,空氣潮濕而不窒悶。乘公交車尋訪到要投宿的賓館,竟是十六歲時和媽媽同來遊黃山時住過的那家,按說庭園應該依舊,卻一點印象都想不起來了。當時絮絮跟同行女伴討論戀愛問題,現在竟完全找不到能夠勾連起當時情緒的線索。記憶的消退如此乾淨利落,於是沒來由地覺得開心,好像一切都可以重新來過一樣。

連日高溫天氣,白天就躲在賓館裡,愛聽會就去聽,不想聽就在房間裡試圖工作,竟然能定下心。傍晚日頭低了出去覓食,順便走走出一身汗,然後買根冰棍拿在手裡,冰棍剎那間便開始融化滴水。這裡沒有太多滿足物慾的所在,即便是號稱繁華的長江路兩旁,也並找不到甚麼吃飯的地方,後來便總是去一家叫做“寶葫蘆”的當地中式快餐,環境乾淨整潔,食物無甚出彩。然而卻可以想見如何在這裡過上一種感官刺激強度比較低的生活,每天反省德性和本心,只在每年新茶上市時面對碧綠清香的茶芽感到不淡定。

行李裡夾帶了一本之前已經看完的《白石詩詞集》,倒是非常應景。據考證,姜虁當時居留的“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便大概在今日蕪湖路中段。我碰巧經過那裡,看到有石刻詩詞紀念,“淮南明月冷千山”、“肥水東流無盡期”等等,一個精幹的少年在前面打著太極拳。又說是當時合肥巷陌皆種柳,“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可見他居合肥時想著江南,離開後卻又頻頻夢回淮南。如今蕪湖路上栽的是雙手可以合抱的梧桐,金寨路上多厚厚葉片的廣玉蘭,讓我想起的卻是上海。

今天是在合肥的最後一晚。抄一首姜白石的詩,《寄時甫》;我以為他的詩並不弱於詞。

遲君日日數歸程,到得君歸我已行。
一路好山思共看,半年有酒不同傾。
吾儕正坐清貧累,各自而今白髮生。
人物渺然須強飯,天工應不負才名。


全椒一帶的山丘


合肥蕪湖路

7/27/11

北行记略_图

(在这个有无数种工具可以分享图片的时代,我还是决定用最笨的方法传吧⋯⋯)


哈尔滨,索菲亚教堂(现在已无宗教活动?)


道里区,未曾修缮的老街区。道外区的靖宇街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新宾满族自治县,清皇室祖坟永陵。一路上山峦起伏,溪水奔流,可以想见当年骑兵如何驰骋来去。


在宝泉岭农场一连原址,妈妈曾经教过一段时间英语的小学校。现在荒草丛生



在烟筒山上四望所见。那天天色甚好。


在长春老董菜馆吃的溜肉段烧茄子,极好吃。座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


沈阳故宫勤政殿的龙形梁柱,很纠结


满文是在中间的哦!


辽博藏练鹊纳言


朝阳鲜卑墓出土金步摇


辽博藏契丹文帝后哀册

7/21/11

北行记略

上周五傍晚,我在沈阳街头,提着行李,追赶上一辆越站停靠的公交车。那骁勇的司机不负众望,加大油门、甩站、闯红灯,居然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到达北站。我在心里暗暗谢了一声“英雄!”,来不及擦去冷汗,就匆匆往候车室去。等到检票结束,终于走进车厢的时候,身上穿的衬衣已经差不多湿透了。

火车很快离开沈阳,窗外次第掠过郊区的工厂、房屋和夕阳下逐渐宽展的原野。过了很久,我都纹丝未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想给谁写一封信。然而又过了很久,天都黑了,终究是没有动笔。

1.
这次北上关外,七天里走了不少地方。先是和爸爸飞抵佳木斯(满语“驿丞”之意),再北上经鹤岗到他们当年下乡的宝泉岭农场小住一天。次日驱车更向北去,经过共青农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线上的名山镇游玩,当晚我便乘夜车往哈尔滨,爸爸则先行返京。我在哈尔滨勾留两日,其中一天去了阿城,探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第三日早晨乘车南下,中午便到长春,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出去游逛几个小时,傍晚回来继续坐车到沈阳投宿。第四日由当地人招待得以前往抚顺以东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去看努尔哈赤的祖坟及初起兵时定都的赫图阿拉城,第五日自己逛逛故宫、大帅府和辽博,晚上便搭车回京。

就这样浮光掠影的一路,究竟有多少值得说的呢?奇怪的是,畅游异国街头时,有一点半点见闻都觉得很好;回到自己的国家,反而心怀忐忑,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这片土地的真实面目似的,好像任何一处无名的风景、无名的路人的表情,都藏着无穷的秘密。即便以大同小异的语言为凭依,能够了解的又不过是沧海几粟。

2.
但无论如何,亲身去过一趟,似乎总有些不一样。到一个地方,买一张地图,去尝试了解一些当地人眼里不言自明的逻辑与常识,哪怕只是学会不动声色地从公交站牌上的只言片语里找寻线索,径直甩开火车站旁边高价欺客的出租车。

在哈尔滨第二天的傍晚,我乘着日头还没落,沿松花江边从道里区步行至道外区——划分开两区不同走向街道群的,便是当年俄国在此建埠时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站在靖宇街繁华落尽的商铺门前感到低血糖,于是到旁边小铺买根冰棍吃。在长春一家小巷菜馆跟一对母子拼桌吃饭,被当成旁边少年宫的老师,跟家长讨论起小学补习班的行情。在沈阳,装作熟门熟路地走进开通未久的地铁,在故宫所在的旧城里逡巡,即使发现公交车因为施工临时改线,也不能惊惶失措。

这些琐碎的知识,在与人短暂的接触中,倘或奏效,便觉得十分开心了。久而久之,这种由认路开始的过程竟然从出游的手段,变成了出游的目的,甚至是满足感的主要来源。

另外,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想起几个熟识的名字。当时一见那些人而爱敬其深情、坚韧、幽默豁达,是在他们离开家乡之后;如今我却得以来到他们走过的路,想见一二当时的样子。不管是在夏夜松花江边喝完半瓶哈啤、看小情侣手持烟火点点绽放,在长春南湖荷塘边的短亭避雨,还是在沈阳风雨之夜的小饭馆、听着火车站报时的钟声要一盘尖椒干豆腐,虽然只是一个人,都不寂寞。


3.

烟筒山是一座很奇特的山,孤零零地出现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平原上,像造物者随手留下的一块纪念碑。

那天下午,我们登上烟筒山顶俯瞰父母当年劳作过的农场。云朵低低从头顶掠过,大地坦荡如砥,田垄像棋盘格般整齐,河流如玉带蜿蜒其间。四十二年前,十五岁的他们来到这里,面对着的是一片还未开垦完全的荒野。宿舍尚未完工、粮食储备不足,而严冬就要到来。妈妈后来回忆说,第一个冬天下地干活,就因为没有经验,弄丢了唯一的一双棉手套。

我知道,即使我就站在同一片玉米地里,沿着同一条田埂小路再从妈妈所在的一连走到爸爸所在的四连,也无法还原他们生命中那沉甸甸的八个寒暑。这片土地和人一样都在转变:不只是知识青年,还有无数当地居民的儿女、昔日的国民党军人、逃荒来关外的中原农民、江对岸的俄国人,以及更远些时候的戍边兵士、关东淘金客、塞外流人,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这里留下自己生命的印记。这些乡音各别、面目迥异的故事,和从爸爸妈妈那里听来的合在一起,才让这片土地在我眼中变得格外生动起来。

4.

在辽宁博物馆里,看到一副辽西朝阳市出土的金步摇,旁边说明牌上赫然写着“晋”。

好端端的鲜卑饰物,和远隔江海的东晋有啥关系?中原王朝嬗递形成的“正统”历史时间,竟如此根深蒂固地左右着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

到了这里,才知道宫殿大门也可以不开在正中,碑刻上最醒目的字也可以不是汉字,在此割据称王的海东盛国,也可以无意于中原。说熟了的地名如吉林牡丹江,不小心发现其实出处并非汉语。

惭愧自己长这么大,竟然第一次走出山海关外。方知天下之大,方物水土各别,一花一世界。

下次再来,要跟着杨宾和无数清初流人的足迹,一路往宁古塔去。

7/7/11

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讲座

清代江南的地权、租佃与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若干启示
(Land Rights, Tenanc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Qing Dynasty Jiangnan: Some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问题:
为何盛清江南与同时代英格兰的农业生产力与生活水准相近(这仍是《Great Divergence》里提出的命题),但平均雇佣工资(average wage)却远低于后者?有学者以此质疑彭对盛清江南经济的褒扬,彭则在后续的研究中试图从社会制度层面来寻找解释,而入手处则在于占江南农村劳动人口大多数的佃农群体。

1. 江南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在明清之际有一大转变,即地主士绅逐渐移居城市,脱离土地,变成absentee ownership。这一转变,彭强调的是晚明佃农抗租斗争促使地主离乡,并提到Thomas Rawski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被城市更好的生活与商机所吸引。但落实到江南圩田水利的微观格局上,原先负责兴修水利的乡绅,只关心自己占据的高地势、易排水良田,不管低洼地带的灌溉;随着乡绅的城市化,灌溉则逐渐成为留在土地上的佃农群体共同承担的任务。

2. 在这种情形下,江南稻田的灌溉反而逐渐相对公平化了。因为每一个耕作的佃农家庭都同时是完好运行的水利系统的受益人,并直接投入对它的维护和整修;不负责任的成员将被共享灌溉系统的邻居排斥。另一个结果是不在乡的地主愈来愈难随意更换佃农。如果该佃户对土地及灌溉设施的投入得到乡里的支持,即使官府依据契约判决某户佃农离开,实际上也很难执行。 “一田两主”局面里,拥有田表耕作权的佃农对土地的“主人意识”实际上根源于此。

3. 在地租基本不变、租佃关系有保证的情形下,佃农有动力加大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因为产量的增长意味着佃农纯收入的增长。一个富裕、稳定的佃农阶层占据了农村社会的主流,导致无地、无固定职业的雇佣劳动力阶层被排挤到社会底层。然而这些人在盛清江南并没有大量涌入城市被雇佣--因为城里的雇主在能够在乡间获取廉价劳力的前提下,没有动机出高价雇佣城市无产者(Cynthia Brokaw对四川岳池县刻字工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彭慕兰认为,对于这些年轻、没有婚姻前景的无产者,其实移民垦边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4. 由于wage labor阶层在盛清江南社会是被排挤的少数,因此仅凭他们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同时期英格兰雇佣劳工的工资这一点,并不能得出江南社会总体经济发展和一般民人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英格兰的结论(也因此不构成对《Great Divergence》结论的严重挑战)。

5. 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十八世纪江南在拥有可以养活更多城市人口的生产力的前提下,没有出现都市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事实上,当全国人口从1750-1850年几乎翻了一番的时候,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少得可怜,即使最乐观的估计(来自薛涌?)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6. 继续比较十八世纪的江南与英格兰。两种迥异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其盛期都达到了相近的农业生产力,但其形成原因及对后续发展的影响却有深远的差异。一个是要让耕作者留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发挥自然资源在当时技术条件允许限度下的最大潜能,并尽可能减少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光棍流浪汉);另一个则从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出发,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驱赶入城市,形成庞大的雇佣无产者群体,从事工商业生产。彭最后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强调说没有对任何社会都最好的制度,而要从每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需要来考察制度的合理性与执行情况。

7. 盛清中国并非因为过于完美而陷于停滞,惟有外来扰动才可将其带回到历史时间中。相反,它从未完美,在较好地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然后不可避免地变得过时、腐朽、运转不灵。没有人能在1760年的世界预知未来;但我们不妨多想一想那个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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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说话很慢,但条理极清晰。可以看出他自己一直在积极地思考,不惮于用零散的数据拼成最宏大的历史图景,并且随时愿意采纳新的证据修正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非常可敬的。

他多次强调清代江南向内地输入盈余,而未提到沿海地区对内地亦存在严重的物产依赖。这是我觉得略微不足的一面,也是以后自己研究希望着手的方向。

另外,作为一个前理科生,今天终于在北大历史系听了一次讲座。听说将来要搬出静园小院了,以后怕也就不容易再见窗棂日影。上个月也到过台大历史系seminar room了,同样有了年月的房子,自有一种气度在。

今天雨后凉爽清朗,西山都在襟抱中。校园里走走,夕阳西下,想起来的都是以往的好时光。

但愿还有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