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14

Reischauer Lectures

最近特别深切地感到,文化史的研究不是已经做得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每每有人可以很轻易地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质问文化史的对象和范畴,却不愿意将具体的文化现象认真纳入视野来讨论以及修正已有的历史观念。

比如这个星期的雷肖尔(Reischauer)讲座,一位宾大的资深建筑史学者用“中国建筑的边界”为主题,探讨朝鲜、日本、辽代及元代的建筑与“中国建筑的封闭传统”的关系。可以想见的是,哪怕穷极大漠,其王朝建筑仍然可以用《营造法式》中的布局朝向、斗栱、殿堂规模来解释。跟随她的讲述重访大同、应县、晋祠等故地,于我固然是极大的享受。但座中同学们似乎很难认可整个讲座系列中探寻“中国”建筑的边界的前提:即这一通过近代建筑史不断确定与重塑的“中国”建筑传统,是否存在?

我明白他们的质疑,也理解目前美国学界对重提“中国”作为混一概念的警惕。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并不能对于一个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概念(所谓“中国”建筑)进行有效的拆解。真正有建设性的讨论,一定需要严肃地对待“文化”的力量,但小心地追踪那些对文化现象(建筑也好,医疗也好)进行分类、指认归属与源流的不同意见在历史过程中如何出现,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某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比如“中国”建筑或“中国”医学)在不同时期的消长、及其区域性的流变。另外,不管你愿意接受什么尺度上的概念(“中国”建筑、精英建筑、北方建筑……),实证性的研究所获取的丰富细节本身仍然是最有启发性的。由于文化史中绕不开的国族情结而简单地否定其价值,固然爽快,可最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哀册

我所见过最有力的悼辞,是用没人能读懂的文字写就的。二零一一年夏天,我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厅幽凉的一隅,见到那些刻在黝黑石面上的辽代帝后哀册。大字契丹文,倘若还能有被成功解读的一天,其湮没无闻的时段,已经远远长于那些哀册主人的生命。但那无比优美的铭文刻写形质,正因其意味的拒绝被解读,反而使观看者的思绪萦驻在眼前石碑本身,而不被文字牵引远去。在这巨大的、黝黑的、穿越了几重时间空间与语言世界的造物面前,引起一种巨大的、不能用言语排解的哀感。

这也许就是一种“亲临其境”的力量,在这个节骨眼上,辞藻与辩才都不再重要。

在刚刚过去两周的某学术年会上,几天的遇人接物,被一种相似的“临场感”充溢:有人说会场上比比皆是闻名已久的大学者,简直像一本一本“走动着的书”。但人可不只是“作者”的具体化,把人去年、五年前、二十年前的著作拿来理解当下见到的人,也并不合理。我所见到的,是他们和她们,竭力想要生活在自己著作文字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之外,却又不可避免地一次次被谈话拉回到那些过去的时刻,直到呼吸终止。在一场特殊的讨论会上,六七位大学者共聚一堂,用动人的言辞回忆一位重病缠身的同事,而整场最为动人的瞬间,却是这位女学者的女儿上台,哽咽着说,毕生没有大学教职的母亲工作的空间,是客厅里一张不起眼的写字台,而父亲却可以独占楼上两间工作室。“这是我女权意识最初觉醒的原因,”她说。

我们往往沉浸在那张写字台上产生出来的文字的荣耀,而因此在回忆与陈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写字台本身的位置、或其它与权力结构交缠达成妥协的出口,才是每个人生命过程中最要紧、最特别、却最不被重视的成就。

以此纪念一位去年夏天曾经短暂谋面的老人的去逝。我已经记不清楚他为了外孙女的婚礼苦心创作的白话诗,却会永远记得他讲起自己建造、经营并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园的时候,那么神采飞扬的样子。所有的山陵都有消逝的一天,何况人力。但只要有字或无字的记忆存续,总会有新的家园、新的写字台再出现,每个人与陌生而熟悉的强大情感再相遇。

这才是我们能从书本和文字之外学到的东西。